华商报9月1日报道 杨澜，一直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事业有成、家庭幸福，仿佛老天非常偏爱地将所有幸运都给了她。但2011的夏天，杨澜并不好过，6月，“出版人马志明”质疑其涉嫌“私吞”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希望工程项目，杨澜身陷“私吞捐款门”，然后又卷入“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网上“揭黑”言论都冲着杨澜来了。昨日，杨澜前往都江堰，出席由她发起的“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儿童康复中心”的挂牌仪式，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面对质疑，杨澜相当坦然，她说：“希望通过这些争议，能够迅速推动慈善立法和慈善机构的改革。”

面对质疑

我做慈善并不是为了得到赞美和肯定

华商报：近期公众与媒体对慈善有很大质疑，为什么这个时刻您还选择出席这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救助专项基金儿童康复中心”的慈善活动？

杨澜：我认为这对推动慈善事业走向透明化、专业化是有积极时代意义的。与此同时，有志于做慈善的人们不应气馁止步，而应以更脚踏实地的工作，共同探索中国公益慈善之路。

华商报：面对这些质疑您会困扰吗？有没有觉得委屈难过？

杨澜：委屈肯定会有，但我觉得也要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第一，如果是涉及到重大的事实性错误的话，应该比较迅速地，而且比较诚恳地做出回应，澄清事实。第二，在中国人们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还不够通畅，所以微博上有时候是一些情绪的宣泄，并非理性地探讨问题。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也要有多一点承受能力，要相信大多数公众在时间的检验下，是能够对你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的。

华商报：这些事情会不会让您改变一些处事的方式，比如说做慈善的方式和心态？

杨澜：争议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提醒，作为公众人物，我的社会交往比较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被人家拉去合影的情况在所难免，如果参加的活动过多就容易失去控制。这些质疑也在提醒我社会交往方面应更加谨慎，对自己的名誉也要更加保护。其实微博上对于慈善机构和慈善行动的质疑，是对过去积压了很多年的中国慈善机构官本位、缺少透明度和专业度的一种爆发。它会刺痛很多人，也会推进整个慈善体制和机构的改革，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特别应该呼吁慈善立法出台。因为没有一定的法律之规的时候，大家的思想比较混乱，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缺少一种底线和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作为我个人，我做慈善从开始到现在，也并不是为了得到人们的赞美和肯定，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我愿意做，而且愿意长期地去做，这一点绝不会改变。

面对人生

我内心的恐惧越来越少

华商报：很多人都觉得您几乎实现了一个女人的所有梦想，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您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

杨澜：我不可能实现女人所有的梦想，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梦想去生活。我对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满意的，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一直为此付出努力；我身边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我觉得这些已经是生活对我非常大的恩赐了。

华商报：曾经您选择在最红的时候去国外读书，理由是“因为恐惧，因为命运不在自己掌握中”，今天当所有人都觉得您是非常成功、无可取代的时候，您内心还有恐惧吗？

杨澜：我觉得我现在的内心会比较坦然。因为认识到无论怎样努力，命运都不完全在掌握中，但是对此我的内心恐惧少了，好奇会多一些。比如说我也不知道在十年之后，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份好奇，这样一份不可知，让你每一天不断地向前去行走。当你完全掌握或者是预知命运的时候，生活反而变得没趣味了。

面对家庭

感谢先生支持我有独立的事业

华商报：可能很多职业女性都面临如何兼顾事业、家庭、丈夫和孩子，您的经验是什么？

杨澜：我的家人也没有要求我要给他们做饭、买菜、打扫房间。这些事情是父母、家里的阿姨帮我承担。在这方面我做得并不好，但我相信我的爱他们是能够体察到的，所以他们对我相对也比较宽容。我会比较看重跟孩子们一起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听听他们独立的思考。我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在家里等老公回来，给他换上拖鞋。我先生在这个方面也早就放弃了过高的期望，我还是非常感谢他能够支持我有一份独立的事业。

华商报：主持人、管理者、妻子、母亲，您觉得自己哪个角色最成功？哪个角色留有遗憾？

杨澜：我觉得今天职业女性是同时在抛好几个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获得事业的成功，我希望有非常充实、精彩的人生。这几个角色我都各有遗憾，也都有成就感，不能一概而论。